刘世锦:要有应对更困难局面的准备,新基建要遵循市场和产业规律

  • 日期: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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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刘世锦:中国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重点应该从刺激转向结构性潜力

温|刘世锦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主任兼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为更困难的局面做准备。短期政策的重点应该是“复苏”、“救援”和“避险”。国内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战场已经清理干净。经济已经暂停了一个多月,没有先例。该指数在3月份逐渐回升,第一季度仍将出现负增长。最初估计,第二季度将恢复正常增长,随着第三季度和第四季度的努力,第一季度的大部分甚至全部增长差距可能会得到弥补。然而,从最近的情况来看,美国和欧洲等国家的疫情已经进入加速上升阶段。政府应该被迫从以前的宽松模式转变为一些严格的控制模式,一些或几乎所有的经济将被暂停。美国和欧洲第二季度的负增长已成定局。全球经济正在步入衰退。唯一的问题是有多远。资本市场的急剧下跌是否会引发金融危机甚至经济危机还有待观察,但这种可能性显然正在上升。除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否会出现大问题也需要关注。

另一个不确定性是,在海外疫情应对模式下,即使回落,也很难像中国那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清除,而且会有一条长尾。如果是这样的话,这种流行病将持续到下半年甚至几年,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是短期的。

全球经济衰退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如果流行病对经济的第一次冲击是在第一季度分阶段停止,那么第二次冲击将是在接下来的两三个季度外贸的急剧下降,也许是一次金融冲击。这需要对大增长模式进行重新评估。在全球经济深度衰退的背景下,中国经济能够稳定并保持适度正增长,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这种流行病造成的经济衰退显然不同于以前由经济内部问题造成的衰退。短期经济政策应该对症下药,侧重于“复苏”、“救助”和“对冲”。

“复苏”是为了恢复被流行病打断的工业循环和经济秩序。有人说恢复工作和生产的困难是需求问题,也有人说是供应问题。事实上,双方都有问题,因为流通链被打破了。“救济”是帮助那些处于困境甚至无法生存的企业和个人,重点是中小企业和低收入群体。这也是恢复经济秩序的一部分。“回避”是为了预防和控制经济中现有结构性矛盾可能产生的风险,防止旧矛盾导致新问题。

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业流通和经济秩序,重点是扭转受冲击最严重的服务业。疫情从一开始就不再未知。它应该能够说它是“可预防和可控制的”。重点是防止外部输入。即使有个别情况,也应该完全能够控制。有必要将预防等同于政治正确性。

货币政策应该关注两个目标。一是在经济运行中保持足够的流动性;二是适当降低融资成本。最近,央行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下一步仍有更多的政策空间。这与西方国家非常不同。财政政策应致力于减免,通过税收减免降低中小企业的固定成本,并直接向流行病影响大的群体、低收入群体,特别是没有工作或收入的群体提供货币补贴。

过去,面对经济衰退,政府通常会在基础设施项目上花钱以刺激需求。然而,这种传统的刺激方法并不针对上述的“复苏”和“拯救”。此外,通过增加基础设施项目的债务,地方政府现有的债务风险

媒体列出了与新基础设施内容相关的七个项目。事实上,城市轨道交通和超高压已经建设多年。城市轨道交通,俗称地铁,存在于改革开放之前。几年前,一些地方轨道交通项目被政府叫停,因为它们超出了实际需求,而且负债累累。UHV的优势和劣势是显而易见的,以前也有过不小的争议。把这两项考虑在内真的很麻烦。5G和充电桩前景广阔,但它们应该适应服务对象的增长。5G应用已经开始,但是深度使用需要在垂直领域逐步扩展应用场景。华为的任先生对此有明确的理解,并提出了很好的观点。充电桩服务的电动汽车正面临补贴衰退,目前正处于发展的瓶颈期。至于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都属于信息产业或其具有或多或少平台特征的部分。有必要将其称为“基础设施”。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被称为数字基础设施。

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作为新基础设施主体的数字基础设施与“铁母线”等旧基础设施在技术属性、投资方式和运行机制上的明显区别。

首先,数字基础设施基本上(如果不是全部的话)不是一种公共产品,而是一种由企业经营的商品(或者根据经济学是一种私人产品),而旧的基础设施主要是一种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

其次,相应地,建设主要由企业投资,而不是政府投资。企业投资将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必须注重投资回报。

同样,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很少提及的问题。新基础设施大多是成长中的新技术,技术路线和市场前景不确定性强,投资风险较大。一旦选择错了,大量的投资可能会打败水漂,所以更多的风险资本被采用。政府最好不要直接干预,让企业和市场来选择。相比之下,虽然旧的基础设施也有效率低的问题,但它通常是高度确定性的。例如,从市区到机场,没有修建公路的错误方法。

如果你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应该做什么就清楚了。新的基础设施前景光明。要搞好新的基础设施,首先要为其发展创造一个正常的环境。它主要是由企业自己做决定,市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政府不直接干预,不增加混乱,更具包容性。它侧重于促进和维护公平竞争,提高监管水平,提供有效的信息服务,并提高相关的人力资本。

主要基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新基础设施本质上是由新技术驱动的新产业。它应该发展得更快或更慢,遵循市场规律和产业规律,不适合作为短期刺激政策工具。有必要防止“体育增长”留下一堆无效投资和未完成项目。它也不需要某种产业政策来照顾,通过补贴和部分膳食来制造新的不公平竞争。更少的概念炒作和更专业的深入研究。即使资本市场需要概念,它们也应该遵守客观性、专业性和谨慎性的原则,否则投资者将受到伤害。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太多了。如果我们能向他们学习,我们就能在新的基础设施上做好工作,在高质量的时代取得进步。

出发点和立足点应该从刺激政策转向结构潜力。

如果经济遇到困难,想想刺激政策。此外,还有什么更合理有效的方法吗?我们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必须有所调整。

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10%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进入了一个增长的过渡期。到2019年,增长率仍在6%以上。在逐步转向中速增长平台后,未来十年仍有可能保持5%-6%或5%左右的增长率。这一增长率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

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远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主要是由于其结构性潜力。这种结构性潜力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后发优势。一般来说,它是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以及城市化方面的发展潜力。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高增长依赖于高投资,而高投资主要是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推动的。经济从高速转向中速,这些结构性潜力逐渐减弱。在过渡到中速增长期后,新的结构潜力需要被取代,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增长动能的转换。

发达经济体更依赖宏观刺激政策来实现增长,因为它们的结构潜力已经非常小。增长主要是由更新的需求驱动的,比如破损的需要翻新的房子。汽车是旧的,换成新的,等等,依靠边际更新来维持经济增长。美国在发达经济体中的增长率相对较高。首先,有创新,其中大部分首先出现在美国。第二,过去几年有移民,带来了更多需求和低成本供应。如果中国在某个时候不得不主要依靠刺激政策来维持增长,那么它应该已经进入了一个低增长时期。

因此,对于中国现阶段的经济来说,无论是在短期内应对疫情的影响,还是在未来保持适度增长,重点和立足点都应该转移到结构性潜力上。我们仍有结构性潜力可以利用,我们还没有达到筋疲力尽、不得不主要依靠刺激政策的地步。任何时候都会有宏观经济政策,但从促进增长的意义上来说,这种政策仍然是短期的、相对较小的,应该与结构性潜力相匹配。平时,人们说中国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遇到问题时盯着刺激政策就有些令人费解了。因此,有必要调整观察和解决问题的思维。■

责任编辑:梁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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